儒:一樹桃花

2018-10-09 16:07:20 作者:柳向榮 來源 瀏覽次數:0

 孔子并不會刻意地站在一顆桃樹下,看桃樹花開。

       我們甚至找不到他與桃樹有什么瓜葛。為了能取得一些驗證,我又重讀了一遍《論語》,就像是翻箱倒柜,一番地毯式搜索,結果令我十分震驚。一部《論語》不但沒有一句與花草有關的表述,就連用比喻之類的文學手法來表達思想,也是極為少見的。給我印象最深的倒有兩句,

        一句是: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

        一句是:不義而富且貴,于我如浮云。

        不說《論語》惜墨如金,倒也是樸實無華。通篇不借助任何修辭手法,就能讓平常文字“飛入尋常百姓家”。如此沒有想象力的文字,何以能夠千年不朽?這需要何等的自信和驕傲,需要何等的持重和鎮定。想想,怎能不讓我輩碼字者汗顏呢。

        但是,孔子就站在春秋的百花園里,把自己站成一株樹。他是一株桃李滿天下的大樹。儒林猶如春天的桃花源,以讓后世沐浴著萬千春光??鬃邮谴虿坏沟?。每有一次劫難,便得一次升華。冬天來了,春天還會遠嗎?孔子有這樣的底氣,也有這樣的自信。

        孔子甚至有些討厭花花草草,但他并不拒絕認識花草。他是通過讀詩來認識花草的。這是一些間接地了解,但他認為這就足夠了,他看到的只是“禮壞樂崩”的動蕩時代。那個時代太過殘酷,把那么好的東西糟蹋得讓人心痛。那個東西就是“周禮”。在什么場合遵守什么禮節、演奏什么音樂,那是多么大雅的一件美事??上Ь谷槐辉闾A?。誰來修復它、傳承它、弘揚它呢?孔子當仁不讓。“仁”是人最核心的價值所在,是君子的使命擔當所在。有仁心的君子,就要做到“克己復禮”。

        也許“克己”才是孔子最嚴苛的地方,但也是孔子最偉大的思想。然而,古板于“克己”的儒生,難免被“繁文縟節”所裹挾,墮落成“活體木乃伊”。這一點并非孔子所愿,因為不同的人,踐行“仁”的路徑是不一樣的??鬃拥?ldquo;仁心”理論,是建立在對個性的準確把握之上的。因此,就有顏淵問仁,就有仲弓問仁,就有司馬牛問仁,就有樊遲問仁……各有所問,必有所答,卻不盡相同。因為在孔子看來,仁之為仁者,當然要以人為本。不同個性的人,對“仁”的理解有所不同,必然會對“仁”的追求也有所不同。應該允許不同的人,以各自不同的特點去體驗“仁”。

        但是,孔子把“克己”的落腳點放在“復禮”上。用現在的話說,就是做人要懂規矩、守規矩。所以孔子說:“克己復禮為仁”。也就是說,不管你是誰,也不管你多么有個性,這是一條用來定義“仁”的客觀指標,也是一條衡量“仁”的最起碼的底線。這個人被孔子定義為“君子”,有些時候又稱之為“士”。在那個爭霸的“春秋”時代,社會秩序大亂,壞就壞在沒有人拿“禮樂制度”當回事。只是為了齊國稱霸而找足理由,管仲在策略上提出要“尊周攘夷”。但就這也讓孔子唏噓了百年,他甚至視管仲為先賢。因為禮樂制度里有一種東西在,它事關貴族的尊嚴和君子的人格。離開了“禮”,“仁”就是無根之木,無源之水。沒有禮樂何談仁愛?孔夫子深諳此道,他的弟子也深諳此道。所以在《論語》中,曾子就說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遠乎?”嗚呼,“仁”是什么?“仁”作為“士”自覺擔當,更是需要用一生去追求的遠道。有一位哲學家這樣認為,可以把“仁”理解為核心、重心的意思。也就是說,一個人活著要有個核心、有個重點,做人不能馬馬虎虎。這個核心和重點當然是“禮”,是規矩。

        當然,我們對于“仁”的解讀,也可以“望文生義”地把它理解為:一個胸懷天地的人,就是一個有“仁”心的人,就可以倚天地而立。理由是:這個“仁”字由“人”和“二”組成。就漢字的象形和會意而言,“二”可以會意成天地陰陽。無論合二為一,還是一分為二,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,在《易經》里就有很充分的體現和闡述。我想,這樣來體悟“仁”,也許更能接近“仁”。話可以這樣講,但有一條要申明,這樣做的危險是很大的。人們可以隨意地通過臆想來理解經意,最終會扭曲甚至會毀了經典的。因為在孔子看來,“巧言令色鮮矣仁”?;ㄑ郧烧Z用得多了,仁心仁義就會減少的。除此之外,孔子所強調的“仁”,其主體是很自我的“己”,而不是太過寬泛的“人”。蘇格拉底說過一句話:人啊,要認識你自己??鬃記]有說過類似的話,但是通讀過《論語》的人,會深得其中之真諦:人啊,要做好你自己。

        有道是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。我私下以為,何以為治?唯有治學方可治國。此話也許有些危言聳聽,但也不無道理。因為“克己”的孔子是一位“好學”的楷模。“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。”他甘愿拜眾人為師,也善于向別人學習。他把學習作為完善自己、改造自己的工具。當然還遠不止于此,因為學習也不僅是工具,更是人品中最一等的品質。圣人不是神人,“好學”證明了這一點?!墩撜Z》以樸實的文風,還證明了孔子的另一點:實事求是。“巧言令色鮮矣仁”。高談闊論不是說理的姿態,花言巧語也不是辯論的成色。就連賦比興之類的修辭手法,孔子也是謹慎使用,他更不會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?;蛘哒f,自己很難確定的事情,他是不會談的。他談的最多的是如何做個君子。何為“好學”?也許可以概括為:學到謙誠方為好,治為易平才是善。

        大器晚成的孔子有一句名言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學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,六十而耳順,七十而從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數千年來,已經有太多人對標對表,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標。行文之年,我已過人生半百,對于“天命”似乎格外敏感??鬃铀f的“天命”可有特指?孔子有言:“加我數年,五十以學《易》,可以無大過矣。”有人以為這句話是說,孔子五十歲才得到一本《易經》,他整個后半生都以研讀《易經》為樂。假如此話可以為憑,那么人生的“加法”該怎么計算?顯然是需要費一點腦筋的。細細琢磨,一個人能干事、干成事、不出事的黃金歲月,恰恰就在于“知天命”之年以后。在以后的歲月里,讀一讀《易經》,享受一下天年,干一番順風順水的事業,豈非所愿?

        有意思的是,孔子只字未提二十歲左右的人生。這是一個人最為叛逆的時候,孔子都干了些什么?他三歲喪父,十七歲喪母,二十七歲向郯子問學。在這期間,他給公卿貴族放過羊,看過庫房??鬃涌偨Y這段時光是:“吾少也賤,故多能鄙事。”三十歲前后他開始辦私塾收學徒,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轉折點。他得意地把這段時光概括為“三十而立”。公元前518年,魯國大夫孟僖子臨終前決定,讓自己的兩個兒子拜孔子為師學禮。那一年孔子已經34歲了。第二年孔子就被魯昭公派往周天子處深造。正是這一機緣,孔子拜老子為師。

        但這不是一個討論學問的時代。很快,孔子的贊助人魯昭公被迫流亡到齊國邊境避難,只是因為兩個卿士的一場“斗雞之變”。諸侯國可以戲弄周天子,卿大夫也可以戲弄諸侯國的國公,而卿大夫也同樣會遭到自己家臣的挾持。這個時代拼的是實力,沒有人坐下來論尊卑??鬃又肛熯@個時代“禮壞樂崩”,但是爭強稱霸的事件依然每天還在發生。

        整個“春秋”就是一個嗜血的戰場。這場爭霸戰持續了二百九十五年,進入到戰國時代更加白熱化。整個時局都處在劇烈的動蕩之中,一切都在瞬息萬變。什么才是永久不變的?怎樣才能長治久安呢?在那個叫做“春秋”的時代,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尋找答案。37歲的孔子來到齊國,他給齊景公的答案是: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。齊國是孔子心儀已久的昔日霸主,但它絕不是孔子的避風港,也不是孔子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。很多卿大夫都想干掉他,就連三朝元老晏子也不待見他??鬃优苋ハ螨R景公求救,齊景公說:“我老了,保護不了你。”齊景公也不比魯昭公強多少,也是“泥菩薩過河,自身難保”。齊國也只不過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而已。

        晏嬰指著倉皇逃亡的孔子的背影說:一個腐儒(相當于臭老九),就知道在死人棺材上做點文章,活人的事他是說不清楚的。被指脊梁骨的,并記在史書上,孔子是否是第一人?

        如果真是這樣,孔子何以迎來他的“天命”之年?實際上,孔子的“不惑”之年倒也算是平順之年,沒有什么大書特書的。反倒是到了“天命”之年,一切突然變得詭異起來,節奏明顯加快了。五十歲的孔子結識了一個人,惹上了一件事。這個人和這件事合在一起,就是“陽貨去三桓”。“三桓”是指魯國的季氏、叔孫氏、孟氏三大世卿家族。季氏為第一大家族,長期擔任魯國的宰相。陽貨正是季氏最信任的家臣,他很看好孔子,經常勸孔子應該出來做官,算得上是孔子在政治上的知音。他告誡孔子說,身懷奇才不為國家出力才是“不仁”;喜歡從政而不愿搶抓時機才是“不知”??墒?,陽貨發動的“去三桓”失敗了,他個人只身逃亡他國??鬃影褎倓偦罘浩饋淼男氖諝w平靜。到了公元前502年(魯定公八年),陽貨的同黨公山不狃再次發動“去三桓”,暗中聯絡孔子,孔子有些猶豫,但也沒有明確拒絕。當時,他的學生子路堅決反對,他給子路的說法是:“如有用我者,我其為東周乎!”這一年孔子剛好五十歲,看來他對個人的“天命”還是有些疑惑。

        有一點不必疑惑,那就是主動擔當時代使命。這一點最具儒者精神。個人的小命運,應該與時代的大命運融為一體,那才是儒家所倡導的“天命所歸”。類似的話孟子也說過:“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勞其筋骨,苦其心志……”同一個話題兩相比較,不難發現兩代人各有側重??鬃訌娬{的是順勢而為的自覺,孟子強調的是勇于擔當的自覺。一個是順其自然,一個是理所當然??鬃诱f得很平和,做的也很平實;到了孟子那里,就已經是熱血澎湃、義無反顧了。在很多時候,孔子都保持著平實的作風,很少說一些過激的話,做一些夸張的事情。他幾乎沒有講過一句大道理,講的只是做什么,如何做的“常理”。他不追求“說”得精彩,只在乎“做”得更好。他做人做事都很低調,也很克制。

        也許在孔子看來,當下的“逞強爭霸”之病,就是因為有了“禮壞樂崩”的時代之弊。有此一弊一病,開出的藥方當然應該是“克己復禮”。顯然這是一道“偏方”。寄希望于極個別的個人修為,來矯正整個時代的偏差,難免跑偏,要多走一些彎路的。“禮壞樂崩”固然是時代之“病”,但是“逞強爭霸”未必不是時代之“勢”?顯然,孔子不是這個時代包治百病的神醫。但是,他主張克己復禮、三思而行,也就注定了他是這個時代的“忍者”。以“忍”謀“仁”可行乎?

        仁者無敵忍有時。否則,長期隱忍豈不荒廢一生。但是,理想很豐滿,現實很骨感。歷史從來都是這樣??鬃右惨粯佑龅搅诉@樣的時代課題。52歲的孔子用不到一年的時間,就從一個小小的中都宰,先后升為司空、司寇,又替代季桓子暫行“攝相事”。這對于一個心懷“東周夢”的孔子來說,一切似乎都來得太過猛烈了一些,但也未必不那么合情合理。時代給了他答題的機會,怎能不放手一搏呢?孔子把矛頭對準的是“墮三都”,而不是“去三桓”。所謂的“墮三都”,其實就是要剪去“三桓”的羽毛。這是一石兩鳥的策略,但也是當時頗為急切的時弊。所以,當他提出這一建議時,魯國公卿們表示了極大的支持。但是,當打到季氏家臣的都城門口時,季氏看出了另一種門道:孔子固然要宰三只羊,但他借的是孟氏的刀,行的是季氏的權。其結果是,借用的刀越磨越鋒利,借去的權卻大有旁落的態勢。季恒子緊急收回了“攝相事”權,直接導致“墮三都”功敗垂成。他還捎帶著把孔子給流放了,那一年孔子已經55歲,此一去就是十三年。歷史也是為圣人諱,把這次流放美其名曰“周游列國”。

        正是這件事終于讓孔子徹底明白了一個道理,問題本身和解決問題的路徑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他創作了一曲《龜山操》,表達了自己的這一看法:“予欲望魯兮,龜山蔽之。手無斧柯,奈龜山何!”從詩中不難看出孔子的感嘆,手里沒有砍山的巨斧,就連回歸故國也都無可奈何。但是,我們已然看到,在那段顛沛流離的歲月中,即便是斷糧七日,孔子也尚能弦歌于室,用詩歌來宣泄心中的落寞與惆悵。他的樂觀與豁達,依然以昂然的詩情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人,當然也感染著那段不容篡改的歷史?,F實出題,理想作答。經歷了苦難的孔子,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初心和宏愿。

        公元前484年(魯哀公11年),在一次抵擋齊國來犯的戰役中,魯國取得了決定性勝利。擔任戰前指揮的正是冉有,宰相季康子問他師從與誰?冉有從容回答說:“學之于孔子”。于是,季康子賜給冉有一枚幣說:“把這個送給你的老師吧。”就這樣,六十八歲的孔子等來了祖國傳來的信幣,他終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國,結束他在異國他鄉的流亡生涯。周游也好,流亡也罷,十三年的物是人非,對于孔子來說,他已經不在乎手中有沒有“斧柯”了,讓他最在乎的是他手中的經卷。那里面有他的初心和宏愿。

        “子不語:怪、力、亂、神。”我們知道,拿這四種東西說事,后來有兩個方向:一個是形成宗教信仰;一個是誕生志怪小說。但孔子始終堅守“述而不作”的文化定力,為儒家豎起了獨有的文化自覺。既不神秘也不荒誕,我們今天讀《論語》就會發現,即便每一個章節都有一個核心,所論所述也還是顯得零碎而又率性。沒有一個統一的表述,缺乏概括性的定論。但是,正是其中散發著撲鼻的生活氣息,才使得這種中國特色的哲學文本,更能充分地體現其“以人為本”的哲學理念。

        何為圣人?何為君子?答案應該是:君子就是圣人。如何才能做個君子,子路有三問,孔子也有三答:修己以敬、修己以安人、修己以安百姓。這就是孔子要做的君子。但對于個人的富貴榮辱,他也有自己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:“天下有道則見,無道則隱。邦有道,貧且賤焉,恥也;邦無道,富且貴焉,恥也。”也就是說,孔子是把個人的富貴榮辱,與國家的興盛繁華結合在一起的。特別是要做一個君子,就要為國家的“有道”展示自己的才華,做出個人的貢獻。謀求這樣的富貴也是光榮的。相反,如果助紂為虐,發“國難財”,就是一種可恥的行為。絕不取這種不義的富貴榮華。為此,他可以像個隱士,枕著胳膊躺在蘆席上,整天粗茶淡飯的,也是樂在其中。這就是孔子所講的“道”,他講的是“常道”,他不講老子的“非常道”??墒?,他也不乏老子的做派,認為當個隱士也挺好玩的。

        因此,耳順之年的孔子基本上長期流亡,但他始終保持著樂觀豁達的態度,還能苦中作樂。六十歲那年,孔子路過宋國遭人追殺,形容累累若喪家之犬,孔子聽到后尚能自嘲。六十二歲時,孔子曾這樣形容自己:“其為人也,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,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”六十三歲那年,孔子師生在陳國一度斷糧七天,他仍能“弦歌于室”。

        但是,古稀之年的孔子活得有些糾結。他幾次出來干政,都被學生婉言拒絕。這讓他心里很是不爽,指責自己的弟子是“陪臣”。在孔子看來,“陪臣執國柄”不是他所期許的,他對此很是憤激。但是,魯國在春秋時代也是一個并不保守的諸侯,銳意求變的魯國,盡管在禮樂文化上最為昌盛,但也是最早實行“初稅畝”改革的大國,也是領時代潮流的急先鋒。時代的變化在這里依然風景獨好。所以,主張克己復禮的孔子,只能是越執拗越不舒心。七十一歲那年,孔子聽說四不像的麟出現,便放聲痛哭道:“吾道窮矣!”遂擱筆不在編著《春秋》,世稱“獲麟絕筆”。七十二歲那年似乎格外寒冷,那是公元前480年的冬天。那個冬天寒冷而又漫長,衛國政變的消息傳來,孔子就斷言剛硬的子路會死于非命。果不其然,在逃亡中不肯亂了衣冠的子路,最終被亂刀砍成肉泥。年老的孔子備受打擊,他倚門而歌:“泰山其頹乎?梁木其壞乎?哲人其萎乎?”七十三歲的孔子,走不出悲痛的心境,他的悲痛穿透了那個時代。他長嘆道:“夫明王不興,而天下孰能宗予?予殆將死也!”七天后,他抱憾而逝。

        孔子耳順之年的“樂”,古稀之年的“哭”,讓我們感受到,一個圣人的暮年,也是春秋時代最寒冷的冬季。但是,這個冬天的寒意,對于中華文化來說有太多的寓意,也有太多的詩意。唐人有詩云:“去年今日此門中,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,桃花依舊笑春風。”一首好詩好到極品,就能經得住百般玩味??鬃影倌曛?,儒學依舊興盛。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,一個與哲學有關的故事,正在以一樹桃花的方式盛開著,描畫著一個春天的笑臉。

        千百年后的今天,儒學是否會再度復興?那一樹桃花是否又一次重開,那個春天是否如約而至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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